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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那時，村莊裏的孩子都怕母親們說壹個名字：川。壹說川來了，孩子們的哭聲就會戛然而止。川是村上的醫生，印象中的他總是肩背壹個方形的藥箱，藥箱上有壹個拳頭大小的紅色“十”字。
　　他的藥箱裏，有體溫表、註射器，有壹些安乃近、磺胺類、止痛類的藥片和慶大黴素、柴胡之類的針劑。大人小孩有個頭痛發熱的毛病，就去找他，花不了兩角錢，就能解決問題。
　　他藥箱裏的器械，是公社配發的，藥物也大都是上面供應的，個別用量大的，他也是先借支，再把治療中收的錢交上。
　　按輩分，我叫他川叔。小時，小病不斷，沒少讓川叔給我打針。但我特別怕那針頭，川叔就拿個糖豆哄我，用手指輕扣針頭要紮的部位，然後說著“就打完了，就打完了”，還在輕推慢送著藥水。川叔打針前後總有些動作很優雅，先要壹碗開水，沖針管子，水流“磁磁”地沖在地上、墻上，看得我眼睛直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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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有壹次，大概給我打的是青黴素，那可真叫個痛，我不停地搖擺自己的身子，連弄彎了川叔兩個針頭，註射完，我仿佛感到他對兩個彎針頭，發出了惋惜的哀嘆。在那個物質不太豐富的年代，兩個不能再用的針頭也真值得珍惜。
　　後來，上學了，才知道川叔就是赤腳醫生，亦農亦醫，不是國家正規的醫生，只有大隊的少許補貼和村上發給的工分。
　　那個時代，國家貧窮，醫科專家奇缺，壹時也培養不出那麽多專業醫生，要解決農村醫療問題，只能從高中畢業生中、或者略懂醫術的人中，每村選壹位，培訓個仨月半年的，就在村上上任了。
　　他們只能治壹些頭痛發熱、擦損外傷之類的小病，但壹定是壹心壹意，皆盡全能的。病大了，親自陪著送往公社、縣城的醫院。生瘡、生孩子、牲畜得了瘟癥都要找赤腳醫生，他們成了不折不扣的全科大夫，是村裏的大知識分子，也是救命恩人。鄉村赤腳醫生是辛苦的，無論誰家有病人，隨喊隨到，深更半夜也不能癔癥，他們還不斷挑燈自修，依照“秀才學先生，不要仨五更”的諺語，學習醫學知識。然而，那時的鄉村是貧窮落後、資金短缺的，沒有專業的醫療室，醫療設備也是十分簡陋。赤腳醫生除了壹個藥箱，幾片普通的藥片，壹支針筒，幾塊紗布，別的就少得可憐。這麽簡陋的設備，對赤腳醫生來說，有時也是“巧婦難做無米之炊”了。
　　赤腳醫生根在鄉村，不會出賣鄉音和靈魂，五十度的白幹酒壹樣純正。他們是不倦的，是真誠的，值得稱道的，接近糧食，高於秋天。在行醫時，碰上困難戶和五保戶，倒貼成本費也是常事。村裏的小孩見了赤腳醫生，既愛又怕，大都會縮進母親的身後，伸出頭來，怔怔地盯著赤腳醫生身上的紅十字藥箱——那裏面，既有糖豆，更有針筒。
　　赤腳醫生是六十年代出現，八十年代消亡的。隨著醫院的規範化，醫生的職業化，這個稱謂也就消失了。然而每每想起，赤腳醫生的名字，川叔等無數形象歷歷在目。川叔是可憐的，他沒娶上老婆，九十年代初期，患上了食道癌，吃不下東西，瘦死了。當時，我在外地進修，也沒有為他送最後壹程，現在還心留遺憾。
　　赤腳醫生的名字中的“赤腳”二字，每每細品，都覺傳神得很，體現了中國語言文字裏的智慧。赤腳醫生，讓人仿佛看到，下雨泥路裏，他們光著腳丫奔走在患者之家的赤誠；仿佛又看到他們壹貧如洗，人窮誌高的形象；仿佛又看到他們響應毛主席號召，努力為人民服務的赤膽衷心。
　　赤腳醫生的名字像壹尾魚，遊到了歲月之河的深處，回憶起他們頭上的鱗片，猶如心頭盛開的花，壹瓣壹瓣地珍藏在記憶裏。